特約評論員：劉一田
筆者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將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創了黨的建設新局面。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黨中央緊緊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問責作為從嚴治黨利器，先后對一批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典型問題嚴肅問責，強化問責成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為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黨中央決定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聚焦全面從嚴治黨，突出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著力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不擔當、不負責等突出問題，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遵循，對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要深刻領會黨中央意圖，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定要抓好《條例》的學習宣傳和貫徹落實，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要密切聯系實際，把自己擺進去，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要言出紀隨，抓住典型問題，勇于鐵面問責，發揮震懾警示效應，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我黨的問責工作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筆者認為
：問責條例是擔責的倒逼機制，責任重如泰山、勝于能力，是力量之源、成事之基，值得擔當，需要擔當。同時，責任不是海市蜃樓，對于手握權力的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與領導干部而言，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擔當就是擔責，失責就要問責。這既符合有權必有責、權責相一致的政治學原理，更是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權力觀的應有之義。然而，從現實看，一些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在黨不憂黨、責任心不強、擔當不夠，影響了黨的事業與形象。特別是近幾年來，一些黨員領導干部把大膽干事創業與全面從嚴治黨對立起來，“為官不為”成為了一個突出問題。按照“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的邏輯，強化問責成為必然。問責是向不擔當責任者“亮劍”，是促進責任擔當的壓力機制、倒逼機制、最后一道防線和“殺手锏”。十八大以來，黨內問責力度空前，2016年更是有“問責年”之稱。在此基礎上出臺黨內問責條例，固化問責的好做法好經驗，促進黨內問責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有利于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促進“為官不為”等突出問題的解決。
中央紀委副書記張軍接受專訪時說
：問責制與反腐倡廉關系密切。從我國作為締約國與簽署國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來看，其第一條聲明了公約的三個宗旨，其中第三個就是“提倡廉正、問責制和對公共事務和公共財產的妥善管理”。同時，根據該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的規定，各締約國不僅要有、要實行反腐敗政策，而且這些政策應當體現問責制等原則。由此可見問責制對反腐倡廉的重要意義。從國內來看，前些年，中央紀委曾將推行行政問責制取得階段性成效作為反腐敗治本抓源頭工作穩步推進的重要標志。就黨內問責條例而言，它是推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機制的重要舉措，對反腐倡廉的意義不可小覷。在高壓反腐的大環境下，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仍然不收手、不收斂。問責具有懲戒作用、震懾作用，讓人不敢忘乎所以、無所顧忌。在紀律處分條例、刑法第九修正案等加大消極腐敗現象懲處力度之后，問責條例再次高懸利劍，彰顯了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的立場，完善了對消極腐敗現象的懲處手段，有利于進一步強化不敢腐的氛圍。腐敗分子往往有一個蛻變過程，一步一步邁向腐敗深淵，越往后越不可自拔。如果日常監督管理到位，抓早抓小，及時讓其紅臉出汗，付出一些小代價，那么就有可能阻止其越走越遠、越陷越深，避免付出大代價。黨內問責不同于刑事處罰，實質上是關口前移，在刑事處罰前設了一道鐵閘門、鐵柵欄，有助于減少要么是好干部要么是階下囚現象，體現了對黨員領導干部的關心愛護。此外，問責條例把管黨治黨壓力傳導給各級黨組織與領導干部，督促其切實履行管黨治黨責任，抓早抓小，把紀律挺在前面，有助于從根本上、源頭上遏制黨內腐敗，實現“讓腐敗分子在黨內沒有任何藏身之地”的目標。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也是民主政治、責任政治。問責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內在要求，是責任政治的支柱，是對責任文化的弘揚。責任文化的精髓是恪盡職守、奉公守法，反對玩忽職守、徇私舞弊。黨內問責條例蘊含責任文化，高揚責任旗幟，將有助于更多黨員領導干部增強責任意識、擔當意識、奉獻意識，把視線、心思與精力放到為黨盡職、為民盡責上來，從而減少貪欲的滋生幾率。
筆者認為
：法律的生命在于執行，紀律的生命就在于遵守。《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通過，實則是治愈廣大黨員領導“庸”“懶”“散”“慢”“浮”的一劑良藥。，要充分認識《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頒布實施的重要意義。中共中央頒布實施《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從嚴治黨的重大舉措，是黨內政治生活的大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依據黨章和憲法、法律，結合黨的建設的實踐，以黨內法規的形式明確回答了黨的紀律和紀律處分方面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體現了時代性，更具有科學性，標志著我們黨的紀律建設更加規范化、制度化。，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增強拒腐防變意識。加強《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和政治理論學習，是堅定理想信念、增強拒腐防變意識的基礎和前提;是提高紀檢監察業務水平、優化知識結構、提升能力素質的具體表現。作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要堅定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堅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不斷提高學習的自覺性、主動性，打牢思想基礎，筑嚴思想防線，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切實做到勤政為民、廉潔從政。，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事實證明，許多鑄成大錯的黨員干部，在反省自己一步步走向墮落罪惡的過程時，普遍反映出一點，就是從一些不起眼的小便宜、小動作、小利益開始，誘發他們私欲膨脹，不顧黨員領導干部的基本原則，心存僥幸，降低了標準，放松了的要求，逐步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造成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古人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作為黨員干部就要警鐘長鳴，時刻用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牢記“兩個務必”，做到“八個堅持、八個反對”，防微杜漸，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一切能夠做的事情做起，永葆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不斷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
筆者認為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繼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以及《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之后的又一次黨內制度創新，是深入推進從嚴管黨治黨的有力舉措，是確保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強保障。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相信隨著問責條例的制定實施，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將更加密實，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的倒逼機制將更加嚴厲。問責如同一把殺手锏，給那些不把紀律規矩當回事，在工作生活中信馬由韁、信口雌黃、我行我素的黨員干部的作風套上了籠頭，不敢再肆意妄為，讓紀律規矩真正成了不可碰觸帶電的高壓線。
筆者認為
：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一次次扯開了大嗓子，卻看不見甩開的膀子，那么久而久之，黨員干部就會麻木不仁，難免產生“只要無過，無功也罷”的政治錯覺。找到問題卻不能解決問題或及時解決問題，只會讓群眾更反感。“真抓”還是“假抓”、“實抓”還是“虛抓”、“常抓不懈”還是“偶爾抓抓”，都體現了轉作風是否嚴實。所以，深入地轉變工作作風，積極地以“嚴”和“實”的態度進行整改，對于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牢固樹立宗旨意識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切實改進工作作風，贏得人民群眾信任和擁護，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黨員干部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加快實現“兩個百年”偉大實踐中，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必須始終堅持凡是對黨和人民事業不利的，就當機立斷、立馬橫刀，堅決改、徹底改、一刻不耽誤地改，改得越早越好，改得越徹底越好，切忌拖泥帶水，更不能留下死角和尾巴。
能不能一抓到底、堅持不懈，把作風建設變成常態、推向深入，關鍵要看在解決問題上是不是下真功夫、硬功夫，發現反彈能不能嚴肅處理，解決深層次問題能不能啃下硬骨頭。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一次會中強調：“把抓改革作為一項重大政治責任,增強推進改革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既當改革促進派、又當改革實干家，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實，扭住關鍵、精準發力，敢于啃硬骨頭，盯著抓、反復抓，直到抓出成效。”轉作風不能有“陌上花開緩緩歸”的閑情逸志，知道錯了的東西，要及時改正，決不能借故拖延，明知故犯。同時，還要聚焦改作風轉作風的重點難點問題，確保出臺一個就執行落實好一個，對違反制度規定踩“紅線”、“闖雷區”的要零容忍，發現一起就堅決查處一起。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松;滴水穿石，一滴不可棄滯。問責條例的制定為廣大干部嚴實的工作作風樹起了標準：工作要做細，不能“做戲”。轉作風一定要實實在在，切不可虛張聲勢，立場不堅，則“四風”之疾永遠不能痊愈。突出主體責任。《紀律處分條例》所適用的對象是全體黨員，而《問責條例》條例則側重于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問責處罰，“落實責任”是《問責條例》的關鍵。各級黨組織肩負著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而黨員領導干部則是推進管黨治黨的“關鍵少數”，抓嚴抓實主體責任和“關鍵少數”，等于就切中了管黨治黨責任的“大動脈”，唯有二者相配合、齊使勁，才能真正管好黨治好黨。《問責條例》無疑是把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紀律規矩挺在了前面，勾勒出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底線”。同時，把責任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評論等黨的工作部門，一舉打破“單兵作戰”的陳舊思維，有利于形成管黨治黨的強大合力。
突出擔當精神。“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忠誠干凈擔當是黨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把管黨治黨責任擔當起來”，是《問責條例》的核心。構建權力與責任相適應的問責機制，是制度治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內在要求。要喚醒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擔當意識，就必找準責任邊界，形成管黨治黨的“負面清單”，讓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清楚知道“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須做”，最終形成責任倒逼機制。
“嚴肅問責”是《問責條例》的重要內容。《問責條例》對于問責的范圍作出了明確劃定，主要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等方面開展問責，對失職造成嚴重后果的、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和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既要追求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還要追究領導責任。首次從黨的制度層面規定，嚴肅追究三方責任。對于強化“兩個責任”機制來說，無疑是一次制度上的鞏固和完善，對于領導而言，更是責任的倒逼和擔當精神的落實。
突出凝心聚力。“永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是《問責條例》的導向。只要各級領導干部牢記使命、忠誠擔當，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強化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和黨員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必須較真碰硬、傳導壓力。領導干部要履職盡責，黨員要身體力行，只有心往一處想，才能勁往一處使，只有“步調一致”，才能確保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斷鞏固和加強黨的團結統一。
今年6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這是繼去年修改修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之后，我們黨制定的又一部重要黨內法規，它進一步扎緊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釋放出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同時也面臨著“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完成歷史使命，戰勝風險挑戰，必須管好黨、治好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緊緊抓住治國理政的關鍵，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正風肅紀，反腐懲惡，推動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黨風政風為之一新，黨心民心為之大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試出了人心向背，奠定了廣泛和堅實的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只要我們管黨治黨不放松、正風肅紀不停步、反腐懲惡不手軟，就一定能贏得這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斗爭。
筆者認為
：黨員學習《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學習心得“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制度治黨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題中應有之義。建設好、管理好一個有430多萬個黨組織、8700多萬名黨員的執政黨，離開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解決從嚴治黨問題，最根本的是嚴格遵循執政黨建設規律進行制度建設，不斷增強黨內生活和黨的建設制度的嚴密性和科學性”“要把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作為事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任務，加快構建以黨章為根本、若干配套黨內法規為支撐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全面從嚴治黨，關鍵是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全方位扎緊制度籠子，更多用制度治黨、管權、治吏”……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制度治黨的重要意義和方法路徑，廓清了一系列事關根本的重大問題和根本關系，為新形勢下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
建黨95年來，我們黨在制度建黨和制度治黨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以黨章為根本的黨內法規，為中國共產黨領航中國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隨著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黨內法規也出現了一些不配套、不適應、不協調、不銜接、不一致的現象。比如，在某些領域和某些方面，制度滯后于實踐發展和形勢需要;有些制度過于抽象籠統，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和可操作性的規定;還有些黨內法規制度公信力、約束力弱化，甚至淪為擺設。這些都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短板，必須盡快補齊。正因為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三年多來我們黨的制度建設取得了巨大進展。截至目前，中央已經出臺或修訂的黨內法規共54部，包括黨章1部、準則1部、條例8部、規則6部、規定21部、辦法9部、細則8部，超過現行150多部中央黨內法規的三分之一。
在眾多黨內法規制度中，問責條例堪稱全面從嚴治黨的一件利器。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實踐證明，問責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但如果沒有統一、配套、剛性的問責制度作支撐，問責的執行效果必將大打折扣。黨的責任重如泰山，有權必然有責，失責必須追究。制定問責條例，既是為了減少問責執行的自由裁量空間，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提高黨的建設的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水平;同時也是在告誡和警示全黨，黨中央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問責條例的制定，進一步夯實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基石。全國各級黨組黨委、紀委紀檢組和黨的工作部門必須認真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鍛造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黨員干部隊伍，為實現“三個定位、兩個率先”總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